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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第一奸臣严嵩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0:41:25 阅读: 来源:滴灌带厂家

明朝第一奸臣严嵩

历史人物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,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如果他们不想被后人遗忘,方式往往只有两种:一种是流芳百世,另一种是遗臭万年。严嵩无疑属于后者。他身负贪婪狡诈、残忍专横的骂名,列名于《明史——奸臣传》。

他出仕的时期正值明代中叶正德、嘉靖年间这个多事之秋。明世宗在位四十六年,他只关心两件事,即“大礼议”和玄修,而大臣们在这两件事上的态度则是他衡量人才的标准。

严嵩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都恰到好处,因议礼而骤贵,赞玄修而得宠。“猜忌之主,喜用柔媚之臣”,纵观严嵩的一生,我们可以看到严嵩的人生信条是不做山,只做水,随地方,就地圆。

严嵩这个人的形象,先后截然不同:他先曾退隐家乡的钤(qián)山,潜心诗学,其诗“清丽婉弱,不乏风人之致”,又与文人墨客倾心相交,俨然是一个“天下以公望归之”的雅人;后来入阁柄政二十余年,几番沉浮,成为明代少有的几个能够“得君专政”的内阁大学士,然而这段政治生涯却将他的声誉毁损殆尽,他成为“近代权奸之首,至今儿童妇人,皆能指其姓名,戟手唾骂”(钱谦益语)。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不同呢?在我们看来,这还是跟他个人的性格有关。

严嵩,字惟中,号介溪,又号勉庵,成化十六年(1480)正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。祖父严骥、父亲严淮虽然都是布衣百姓,但在明代江西习儒之风颇为盛行的背景下,严嵩又是长房长孙,自出生时起,就被严家寄以光宗耀祖的厚望。多年后,严嵩位居宰辅,父、祖因之受封赠,严家改换门庭的愿望终于在严嵩身上得到实现。

严氏家境并不富裕。严嵩自幼聪颖,其父严淮倾其所有供他读书。经过多年苦读,严嵩终于在弘治十八年(1505)考中进士,并随之以《雨后观芍药诗》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(明制,选新进士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士,继续学习,并练习政事),这年严嵩刚刚二十六岁。正德二年(1507),严嵩庶吉士结业,被授为翰林院编修。他终于实现了父祖的夙愿,跻(jī)身于翰林之列,找到了晋升的阶梯。

严嵩少年得志,一片锦绣前程似乎已在他的面前展现。但是,在正德三年(1508)三月和次年夏天,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,他不得不回乡守制,中断了官场生涯。按照封建礼制,子孙守制三年即可(实际不足三年,仅二十七个月),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。原来,借守制为名,他在家乡的钤山读起书来。正当壮年,严嵩何以退隐钤山,闲居八年呢?这还得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。

武宗朱厚照好逸乐,建豹房,游宣府,终日为所欲为,纵情享乐,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。武宗的荒政,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,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,许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。

严嵩退隐钤山,正是仔细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才做出的决定。作为新科翰林,如果他与阉党抗衡,无异于螳臂挡车,自取灭亡。如果出仕,则必须投靠阉党,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耻的。严嵩退隐钤山,也与明代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,阁臣焦芳是河南人,因此,他们提拔、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。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,南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。尤其是阁臣焦芳,对江西人格外排挤。原来,焦芳曾为侍讲九年,后迁学士时,因人品不佳,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:“焦芳也做了学士吗?”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,曾公然宣称:“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。”严嵩籍系江西,而且位卑权小,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,丝毫没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机会。正因如此,严嵩才审时度势,借丁忧之机,托辞称病。

正德三年,严嵩在钤山之麓修建堂舍,取名“钤山堂”,过起了隐居生活,以诗文自娱。在此期间,严嵩“锐意名山大川,揽胜寻幽,著述日富”。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,其诗文有清雅之名。时人李梦阳曾说:“如今词章之学,翰林诸公,严惟中为最。”何良俊称:“严介老之诗,秀丽清警,近代名家,鲜有能出其右者。”严嵩的文学造诣在后世的史书中很少被人提及,这与严嵩身负“奸臣”的骂名有关。但是,因人废文并不可取,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。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,传说北京老字号酱菜店“六必居”三个字就是他的墨宝。

在归隐期间,严嵩还广结名流,跟李梦阳、王守仁、何景明、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。这些人不仅学问渊博,而且还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,颇有名望。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,剖经析义,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,也扩大了社会影响。正德七年(1512),严嵩还应袁州府太守之请,修《袁州府志》。严嵩经过三年努力,于正德九年(1514)将《袁州府志》纂修完毕。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,严嵩因之声望日隆。

钤山隐居的八年,对严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。避居钤山,严嵩能够明哲保身,远离政治斗争。在此期间,严嵩潜心读书,埋头诗作,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,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、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。同时,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,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,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,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。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。

正德后期,政局变化很大,刘瑾被诛,焦芳削官,朝廷中当政的主要是杨廷和、费宏等人。他们都是南人,也多属于正人君子,与严嵩还多少有些交情。在严嵩看来,已经等到了出山的时机。正德十一年(1516)三月,严嵩应诏复职,启程赴京,重返仕途。

严嵩像只猎鹰一样,睁大双眼,寻找能在官场飞黄腾达的机会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机会终于从天而降。正德十六年(1521),武宗朱厚照驾崩,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,即世宗皇帝。小皇帝继位时年方十五岁,却城府很深,非常有主见。他为了追崇自己的本生父母,与廷臣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“大礼议”之争。这场争论历时二十多年,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,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。

明世宗之所以掀起这场争斗,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为其父的封号、祭祀典礼和称宗入庙等问题,与大臣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。而“礼议”之争的实质,首先在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,追封没有做过皇帝的兴献王为皇帝,目的是维护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,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继承其堂兄武宗,而是来自他父亲这一脉的血缘关系,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。其次,这也是世宗与前朝老臣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。世宗借“礼议”之争,把杨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辅臣清理出朝廷,以免出现日后他们恃功自傲的局面。世宗的刚愎自用、刻薄寡恩在明朝皇帝中也算得上是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。“礼议”之争以明世宗的胜利而结束,许多朝臣因为礼议之争,或丧命,或下狱,或遭贬,而严嵩却是“礼议”之争中的少数几个受惠者之一。

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,多在翰林院、国子监等政治斗争相对较少的地方任职,而且还曾多年居官南京。在“大礼议”之争最激烈的前期,严嵩没有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,得以自保。而在礼议之争后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中,严嵩善于观察政治风向,及时地把握住了机会,开始得到世宗的青睐。

这件事发生在嘉靖十七年(1538)六月,世宗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,命下礼部集议。这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是躲不过去的了。这是个棘手的差事,顺从皇帝,立刻就会招来骂名;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,自己乌纱帽难保。经过一番思前想后、仔细斟酌,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。世宗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,亲书《明堂或问》,警示廷臣,言语犀利,坚决表示要让其父献皇帝称宗入庙。这对严嵩刺激很大,他惶恐不安,生怕皇帝怪罪。于是,严嵩尽改前说,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,为世宗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,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,在祭祀礼毕后,写了《庆云颂》和《大礼告成颂》,文笔绝佳,很得皇帝赏识。这件事在严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,成为他政治命运的转折点。从此,他平步青云。

严嵩终于帮世宗实现了生父称宗入庙的心愿。世宗在“礼议”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,严嵩功不可没。而在这件事上,严嵩也接受了教训——从此,他对世宗言听计从,走上了“柔媚之臣”的道路。

世宗在政治上无甚建树,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玄修上,热衷于炼丹制药和祈求长生。在那些看似神秘的仪式中,他经常需要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,由此就产生了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都非常奇特的青词宰相。

所谓青词,就是道教斋醮(jiào)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,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,故名。这是一种赋体文章,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。世宗经常要求臣下进献青词,写得好的立即加官晋爵,甚至入内阁。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因进献青词而得宠,严嵩同榜的状元顾鼎臣就因青词得宠而入内阁。严嵩文笔颇佳,所作青词无不合乎世宗之意,因而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。嘉靖十八年(1539)正月,皇帝举行“尊天重典”,礼部尚书严嵩尽职尽责,作青词颂德,被特加太子太保。当时,夏言与严嵩“俱以青词得幸”,时人讥为“青词宰相”。

这个夏言也非等闲人物,因在大礼议中站在皇帝一边而骤然受宠,曾在世宗朝前期担任过礼部尚书,后来又担任内阁首辅。他在严嵩的政治生涯中起过重要作用。他曾经是严嵩向上爬的阶梯,后又与严嵩相互倾轧。在经过了长达十余年惊心动魄的争斗后,他被严嵩陷害,惨遭弃市(弃市是古代的一种刑法,在闹市处以死刑,并将犯人暴尸街头。)。

夏言是武宗正德十二年(1517)才考中的进士,要比严嵩晚十多年,但是他升迁很快,职位比严嵩高。嘉靖十五年(1536),夏言入阁拜相,十八年(1539)升为首辅。严嵩在重返仕途的十多年里,一直担任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职,这令他既苦闷又很不甘心。此时,夏言进入了他的视野。夏言与他是江西同乡,有了这样一层关系,他对夏言极力巴结,曲意奉承,终于得到夏言的信任,多次为他引荐。严嵩就是在他的提携下升任礼部尚书的。

然而二人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,夏言对他又拉又打。在严嵩日渐宠信、欲入内阁之时,却因夏言的阻止未能如愿。严嵩表面上依旧对夏言恭谨和顺,背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,开始谋划如何扳倒夏言。夏言“豪迈有俊才,纵横辨博,人莫能屈”,为官勇于扶正,但他仗着皇帝的宠信,有些骄横,有时在世宗面前也态度疏慢。当时在大臣中颇有微词,有“不睹费宏,不知相大;不见夏言,不知相尊”之语。严嵩就利用夏言性格上的弱点,大做文章,在言行上和夏言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他对世宗更加俯首贴耳,阴柔谄媚,处处表现得谦卑忠勤;对同僚更加恭敬礼让,因而很得人心。

在一些具体事件上,严嵩某些如小丑般的表现,更是让世宗非常满意。按明朝冠服制度,皇帝戴的帽子是用乌纱折巾而成的,称为翼善冠。明世宗推崇道教,不戴自己应该戴的翼善冠而戴香叶冠,也就是道士帽。他还特制了五顶香叶冠分赐给夏言、严嵩等人。夏言认为这不是大臣的正式朝服,不应该戴,因此从来没有戴过,世宗对此非常生气。严嵩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,在入值西苑、皇帝召对的日子,特意戴上香叶冠,还在冠上笼以青纱,以示庄重。世宗见了,果然龙心大悦。同时,世宗命大臣们入值西苑时,都按照道士的习惯骑马,不准坐轿。夏言根本不理会,依然是坐轿进出西苑。对此,世宗也心存不满。

夏言这些轻视道士的举动,间接地体现了他对世宗修仙误国的做法多少有些抵触情绪。夏言的举动也使皇帝身边的道士对他衔恨在心,少不了在皇帝面前借机诋毁他。众口铄金,夏言渐渐地失去了皇帝的恩宠。严嵩看时机成熟,就在一次世宗单独召见他的时候,痛哭流涕地诉说夏言平时对他和其他大臣肆意欺凌。不久发生日食,严嵩又借上天警示之名趁机陷害夏言傲慢犯上。世宗不由得勃然大怒,立即罢了夏言的官职,把他赶回了家。天遂人愿,严嵩终于搬掉了自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。嘉靖二十一年(1542)八月,严嵩补了夏言离去后的空缺,以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。

这时,严嵩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,但却精神矍(jué)烁,老当益壮,日夜在西苑侍值,常跟从在皇帝左右。世宗越发离不开他,对他恩宠有加。严嵩没有因为入阁而满足,他为独揽朝政,千方百计打击异己,并结党纳贿,动辄以千万计。其间曾有多位言官对严嵩进行弹劾,都因皇帝的庇护,而对之奈何不得。

不过,对皇帝来说,权臣是他所不能容忍的。嘉靖二十四年(1545),世宗因听到一些有关严嵩骄横的传言,对他渐生厌恶之心。恰巧此时内阁缺人,世宗下诏再次起用夏言。夏言入阁后重任首辅,职位在严嵩之上。因上次去职的缘故,夏言对严嵩的为人很鄙视。夏言对严嵩不但轻慢如前,还时时加以打击。夏言处理政事时根本就不征求严嵩的意见,并把严嵩安排的亲信尽数除去。没过多久,又发生了一件让严嵩颜面扫地的事。严嵩独子严世蕃借他父亲的权势做了尚宝司少卿,管理一些工程项目,多方盘剥,大肆贪污受贿。这些不法行为被夏言察知,欲上疏弹劾。严嵩听说后,知道将大祸临头,拉上儿子直奔夏言家请求拜见。夏言托病不出,严嵩买通门房,携子直入后堂,不顾脸面,父子双双跪倒在夏言之前,请求夏言宽大为怀,放过世蕃。夏言被说得心软了,答应不再追究。夏言为人易动恻隐之心,严嵩正是利用这一点,使严家逃过了一次灭顶之灾。但是,他对夏言的怨恨却与日俱增,表面上笑语周旋,暗地里却在伺机反攻。

世宗是个多疑的人,他在西苑斋居时,就地筑有值房,表面上是方便大臣们值班处理政务,暗中却经常派小太监窥视大臣们的行动。夏言根本不把这些小太监放在眼里,依然我行我素,忙于政务。而严嵩则不同,他知道和这些宦官搞好关系很重要,便对这些小太监多多礼让,还时常塞些金银进行贿赂。世宗听了小太监添枝加叶的汇报,对二人有了截然不同的印象。当初,夏言与严嵩都是因青词得幸,这时夏言已年迈倦怠,青词稿大多都是让他的幕客撰写,自己也不再审阅,甚至有很多青词都是原来曾经进献过的,世宗非常生气,动辄就把他进献的青词丢弃到地上,而皇帝身边的人没有谁将此情形透露给夏言。严嵩在青词上却更下功夫,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在灯下装作阅看青词稿的样子。这样,严嵩的恩宠更加巩固,夏言的地位又岌岌可危了。

嘉靖二十五年(1546),兵部侍郎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他出于边防上的考虑,提出收复被蒙古占领的河套地区的计划。河套地区就是今天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、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大片黄河沿岸地区。控制河套地区,对明代的边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世宗向大臣们征询意见,夏言表示赞同,严嵩则坚决反对。严嵩还趁机攻击夏言和曾铣是“擅权自用”、“好大喜功”。这时,恰巧内宫失火,皇后去世,这些变故让世宗惊惧不安。不久,蒙古军进扰延安、宁夏等地,严嵩趁机对世宗说,这些都是因为夏言、曾铣要收复河套造成的。世宗对此深信不疑,立即将曾铣缉拿处死,让夏言再次致仕。严嵩怕夏言他日东山再起,必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。于是,他又诬蔑夏言是收受了曾铣的贿赂而支持收复河套的。大臣与边将勾结是大罪,于是夏言终于在嘉靖二十七年(1548)惨遭弃市。

严嵩与夏言长达十多年的惊心动魄的斗争,最后以严嵩的胜利而告终。在这场争斗中,严嵩性格中的刻薄寡恩、阴险狡诈、心狠手辣的特点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。严嵩费尽心机,终于位极人臣。

最初,夏言惨死时,没有人为他喊冤。等到严嵩在政治上胡作非为、“祸及天下”的时候,人们才感到夏言死得可惜。有意思的是,日后代替严嵩的首辅徐阶恰恰是夏言所推崇赏识的人物,徐阶在严嵩垮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,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。夏言不久也就被平反了,官复原职,赐祭葬。

严嵩虽然在嘉靖朝权倾一时,位高权重,为人也阴险狡诈,但他在家庭生活中却是一个好丈夫,与结发妻子欧阳氏的感情很好,没有其他姬妾,二人育有二女一子。严嵩柄政时,朝野上下流传着“大丞相”、“小丞相”的称呼,“大丞相”指的是严嵩,“小丞相”指的就是严嵩独子——严世蕃。

严世蕃,号东楼,生于正德八年(1513),嘉靖四十四年(1565)三月,因罪被斩,时年五十三岁。严世蕃不是经过科举走上仕途,而是借他父亲的光,先入国子监读书,后做官,累迁至尚宝司少卿和工部右侍郎。据说,严嵩长得又高又瘦,眉目疏疏,声音又大又尖,很符合百姓心目中刻画的奸臣形象。可是,严世蕃的长相和他爹却一点相似的地方都没有,“短项肥体”,果然是富家公子气象,只是可惜一目失明。严世蕃奸猾机灵,通晓时务,熟悉国典,而且还颇会揣摩别人的心意。

嘉靖二十七年(1548),严嵩再任首辅时,已经年近七旬,逐渐有些年迈体衰,精神倦怠。这时,他还要日夜随侍在皇帝左右,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政务。如遇事需要裁决,多依靠其子。他总是说“等我与东楼小儿计议后再定”,甚至私下让世蕃直接入值,代其票拟。票拟就是内阁在接到奏章后作出批答,再由皇帝审定,是阁臣权力的重要体现。世蕃的票拟多能迎合世宗的心意,因此多次得到世宗的嘉奖。严嵩干脆就将政务都交给其子,世蕃一时“权倾天下”。

据说,明代有名的一部小说《金瓶梅》就与严世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小说中的“西门庆”这个主要人物就是影射严世蕃而来的。严世蕃小名“庆儿”,号“东楼”,《金瓶梅》的作者“兰陵笑笑生”将“东楼”化作“西门”,直接用“庆”字为名,创造出这个小说人物,来影射严世蕃荒淫无度的生活。这里姑且不去考证“西门庆”到底是不是以严世蕃为原型,但严世蕃贪酷成性、生活糜烂却是跟小说里的西门庆非常相似。

一次,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从江南回来,送给严世蕃的见面礼就是一顶价值连城的金丝帐,还给严世蕃的二十七个姬妾每人一个珠宝髻。就这些礼物,严世蕃还嫌太少,心里非常不满,可见他的贪婪到了何种程度。世宗的第三子裕王朱载垕(chòu),按例应被立为太子,但世宗对他不是很亲近。因此,严氏父子对他也很冷淡。就连照例每年该给裕王府的岁赐,户部都因为没有严氏父子的命令而一连三年都没给发放。最后,这位未来的皇帝凑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给严世蕃,严世蕃欣然接受,才让户部补发了岁赐。严世蕃每每向人夸耀:“天子的儿子尚且要送给我银子,谁敢不给我送银子?”严世蕃的胆子真是大到了极点。

当时严氏父子把持着朝中官吏的任选、升迁。官无大小,皆有定价,不看官员的口碑、能力,一切都以官员的贿金为准。严世蕃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搜刮,家财富可敌国。据说,严世蕃与妻子要将金银埋藏到地窖里,想起这都是仰仗他父亲得来的,于是就请严嵩来观赏,严嵩一见,数量之巨出乎想像,顿时目瞪口呆,隐约感到大祸将至。

严嵩虽然奸贪狡诈,但却只有欧阳氏一个妻子,二人携手终老。严世蕃在这点上与他父亲截然不同。贪必好淫,淫必生贪,这话用在严嵩身上未必准确,但用在严世蕃的身上却很合适。他荒淫无度的生活比起《金瓶梅》中的西门庆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严世蕃的妻妾就有二十七个,其他的侍女、丫鬟更是无数。他让他的这些美妻娇妾,列屋群居,她们所用服饰,绣着龙凤花纹,点缀着珍珠宝石,极尽奢华之能事。严世蕃用象牙床,围着金丝帐,朝歌夜舞,很为自己的奢糜生活感到得意。但是他没想到,这正是他最被百姓痛恨的原因之一。嘉靖一朝,南倭北虏,民不聊生,严世蕃的大肆奢华铺张当然就更招人忌恨。

严氏父子因其贪赃枉法早就被正直之士所痛恨,不断有人站出来弹劾他们。但是,因为明世宗的偏听偏信、严嵩的奸猾狡诈,这些弹劾不但都没有奏效,那些上章弹劾他们父子的人反而往往备受打击,丢官不说,有的还搭上了身家性命。

沈炼,曾作锦衣卫经历。嘉靖三十一年(1551),上疏弹劾严嵩“贪婪愚鄙”,历数其“受将帅之贿,边防弛备”、“受诸王馈赠,干预宗室事务”、“揽御史之权,败坏政纪”、“嫉贤妒能”等罪状。世宗不但未将严嵩治罪,还认为这是沈炼诋毁大臣,下诏将沈炼廷杖、谪官。严氏父子并不罢休,几年后,指使党羽寻机陷害,沈炼被斩,他的三个儿子,两个被打死,一个被发配到边疆。

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之臣的杨继盛也是因弹劾严嵩而获罪。嘉靖三十二年(1553),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《请诛贼臣疏》,弹劾严嵩“坏祖宗之成法”、“窃皇上之大权”、“误军国之机”等十大罪状、五大奸宄(ɡuǐ),揭露严嵩祸国殃民的真实面目。在奏章的最后,杨继盛恳求皇帝“听臣之言,察嵩之奸”。疏中所奏严嵩的罪状,严嵩无法抵赖,但严嵩毕竟老谋深算,他抓住杨继盛疏中“或问二王(裕王、景王),令其面陈嵩恶”这句话,诬陷杨继盛与二王串通。刚愎自用的世宗最忌讳大臣们越过他和自己的儿子们结交,生怕因此而产生逼宫,遂不问疏中揭发严嵩的罪状是否属实,就降旨将杨继盛逮捕入狱。在下狱两年多后,杨继盛于嘉靖三十四年(1555)被处决。行刑前,杨继盛从容赋诗:

浩气还太虚,丹心照万古。

生前未了事,留与后人补。

严氏父子再次侥幸逃脱,但是他们身边早已危机四伏了。

世宗的荒诞、自大、残忍和喜欢玩弄权术,使得他的行事无法用正常的逻辑来解释。严嵩的仕途生涯与世宗紧紧相连,他的荣辱兴衰都决定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。严嵩入阁二十一年,任首辅十五年,除了杨士奇,有明一代,无人能及。严氏父子奸险误国,早就成为众矢之的,但是世宗却无动于衷。那么,严嵩究竟是怎么垮台的呢?原来,世宗下决心除去严氏父子,还是阴谋和权术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。

嘉靖四十年(1561),严嵩的妻子欧阳氏去世,严世蕃按旧时礼制应回乡守制三年,虽然皇帝应严嵩的奏请,准许严世蕃留京,但他在居丧期间已不能代父入值票拟。严嵩此时已有八十余岁,老朽昏聩,他所作的票拟往往言语不清,前后矛盾,他所进献的青词也都是别人代写,这些多不称世宗的心意,遂对严嵩渐渐心生不满,后来又听说严世蕃贪虐淫纵,对其父子更感厌恶。

这时,严嵩可谓是祸不单行,自己不得皇帝的欢心不说,还与时任次辅的徐阶发生了渐趋白热化的斗争。徐阶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权略的人,他感觉到世宗对严嵩态度的微妙转变,就买通了世宗很信任的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。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,显现出“分宜父子,奸险弄权”的字样,世宗问:“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?”蓝道行诡称:“留待皇帝正法。”世宗心有所动。就在这一年,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发生一场大火,皇帝不知以后怎么办,向大臣询问,严嵩竟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。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锢之所,这对喜欢祥瑞的世宗来讲,真是犯了大忌讳。徐阶迎合皇帝心意,主张重建万寿宫,没多久,新宫拔地而起,比先前更巍峨漂亮。这样,徐阶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渐有取代严嵩之势。这件事成了严嵩晚年命运的转折点。

严嵩失宠,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,上疏弹劾严嵩。嘉靖四十一年(1562),在徐阶的怂恿下,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,勒令回乡,严世蕃谪戍雷州卫。严世蕃在谪戍雷州中途跑回江西老家,本性难移,继续作恶多端。嘉靖四十三年(1564),他又被御史弹劾。世宗大怒,将严世蕃逮捕下狱。第二年案结,世蕃被斩,严嵩被削籍为民,家产尽抄。严嵩只得在祖坟旁搭一茅屋,寄食其中,晚景非常凄凉。嘉靖四十五年(1566)四月,一代奸臣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。他死时穷得买不起棺木,也没有吊唁者。临死前,严嵩艰难地写下“平生报国惟忠赤,身死从人说是非”,掷笔而死。

当年的十二月,明世宗也龙驭宾天了。奸臣佐昏君,这一对君臣还真是“相得益彰”啊。二人同年而死,一个时代落幕了。

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,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、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。《明史》称:“嵩窃政二十年,溺信恶子,流毒天下,人咸指目为奸臣。”严嵩肯定想不到,他所背负的“奸臣”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,反倒广为流传,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。与此有关,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——王世贞。

王世贞与严嵩结怨,传说有一段公案。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世宗处死的王忬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《清明上河图》,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,二人就向王忬索要。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,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,后来事情败露,严嵩对其怀恨在心。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,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。因为这段积怨,王世贞在他所写的《嘉靖以来首辅传——严嵩传》以及其他史著中,对严嵩多有诋毁,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。

(摘自:《正说明朝十六臣》出版社:中华书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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